劉國恩:新冠疫情下的經濟增長與健康中國

發表于:2021-08-04 17:41:16

  2021年7月3日,北大國發院EMBA論壇第54期舉辦,本文根據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國發院學術委員會主任、全球健康發展研究院院長劉國恩教授的演講整理。

  疫情防控效果的兩大決定性因素

  新冠疫情已經持續一年半多,期間我們看到世界各國對疫情的控制效果大不相同。總體而言,除了自然因素的力量而外,人類可調控的決定性因素無非兩大方面:一是各國政府的領導力和行動力,二是民眾基于文化背景對防控措施的配合程度。

  在東亞國家,政府的嚴防措施與民眾的抗疫理念具有更高的契合度。在中國,通過各級政府緊密的上下從屬關系,政府應對重大危機的統一行動力具有巨大的獨特優勢,其支撐的關鍵條件是廣大民眾響應政府防控措施的高度配合度。中國有句古話:“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如此文化背景,反映了人們對生命至高無上的共同價值取向。表現在應對威脅生命的公共危機面前,人們能夠更多讓渡個人空間的文化,為政府有效實施快速、嚴格的防疫措施奠定了強大的群眾基礎。

  在大多西方國家,政府之間以及政府與民眾之間的關系相對更為松散。政府推行快速、統一的嚴防措施不僅難以在政府內部達成共識,即使通過干預方案,也未必能夠克服來自公眾的巨大阻力。

  疫情防控中的選擇:要錢還是要命?

  有經濟學家認為,無論在哪個國家、哪種文化背景下,任何防控措施都有機會成本。這和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做選擇一樣,比如今天大家到這里來聽EMBA的課,你或許取消了今晚和朋友的約會,放棄和朋友約會的價值就是來這里聽課的機會成本,即所謂“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各國抗疫也一樣,政府采取的任何干預措施都對應著付出一定的機會成本。因此,在生命損失和收入損失之間存在一種取舍關系,即如果要減少生命損失,防控措施就要果斷、嚴格,自然就得付出因為停產停工的經濟損失。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學家Acemoglu教授指出,生命損失和收入損失之間存在反向關系,即生命損失越小則收入損失越大,反之亦然。簡言之,在抗疫措施的選擇中,存在“要錢還是要命”(Your money or your life)的取舍關系。在此基礎上,他強調如果采取“一刀切”的措施,即不論對象的性別、種族、年齡、健康狀況等個體差異,都執行“統一”干預,雖然簡單易行,但生命損失和收入損失之間的反向關系就更加明顯,對應的機會成本更高。

  反之,如果通過科學手段識別具有不同風險的人群,從而采取因人而異的精準“靶向”防控措施,那么生命損失和收入損失的反向關系就會減弱,抗疫措施的機會成本就會降低。

  不難理解,因人而異的措施肯定比“一刀切”的機會成本更低。不過,識別風險和推行“靶向”抗疫本身也會產生額外成本。總之,這一觀點的核心思想是,在防控措施的選擇上存在機會成本的約束,因此有必要思考抗疫的優化方案,尤其是長期抗疫,更應綜合考慮優化問題。

  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在新冠抗疫措施的選擇上,上述傳統經濟學的取舍關系可能不成立。普林斯頓大學的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Deaton教授在今年1月的文章中明確表示,在新冠防控方案中,不是“要錢還是要命”的二選一的問題,而是能否“要錢也要命”(your money and your life)的決策。他認為,通過嚴格、快速的疫情管控,短期中不但保住了更多的生命,長期中也能收獲更多的財富。反之,如果前期放松疫情管控,也許經濟活動暫時影響較小,但會增加疫情風險,不僅影響短期生命和健康損失,還會影響長期經濟的復蘇。因此,生命損失和經濟損失之間更是同向關系,而非反向關系。

  持上述兩種觀點的學者都是世界頂尖的經濟學家。基于他們各自的視角,似乎都有一定道理,但又難說絕對意義上的誰對誰錯。由此可見,這場世紀之疫的難度及其防控的復雜程度恐怕前所未有,警示人類應該增加對自然力量的敬畏,并更加科學、理性、系統地探討長期抗疫的防控優化問題。

  各國疫情比對:結果和直覺不太一樣

  在人均收入水平不同的國家,新冠病毒感染呈現了令人好奇的特別分布。全球地區層面上的感染數據顯示,非洲地區感染率最低,其次是亞洲地區,中國屬最低之位,發達國家感染最高。這意味著,富裕地區感染程度高于落后地區,這個結果和傳統直覺不太一樣。

  基于通常認知,發達國家在自然環境設施、公共衛生條件、醫療服務體系、民眾健康素養、國家治理能力以及經濟實力等眾多人為條件都優越于貧窮國家,這些條件理應有利于疫情防控,從而應該面臨更低的感染結果。

  因此,除了政府作為、文化背景、社會經濟等人為因素之外,自然力量的影響也許能為解釋上述分布提供更多信息。

  首先,新冠病毒變異的毒株在世界各地不一樣,比如在印度等地發現了很多種新冠病毒的變異毒株,其中的德爾塔毒株目前就在歐美相當盛行。其次,不同種族的人群基因及其免疫系統差異對同種入侵病毒的反應也有可能不同。再次是地理條件的影響差異,麻省理工學院的一位科學家發現,新冠病毒在紫外線下特別脆弱,而南北半球的維度差異和季節變化都影響了不同地域的紫外線分布。不難看出,上述自然條件的差異都有可能成為影響國家間感染程度差異的重要變量。

  近期,我們開展了相關實證研究。其中一項分析考察了各國防控措施的嚴格程度對最終感染人數的影響。根據牛津大學發布的各國新冠防控嚴格指數(取值從最低為0到最高100),如果不考慮任何其他因素,各國構成的散點圖趨勢關系顯示:防疫嚴格指數越高的國家,其每百萬人的感染率就越低。同樣基于牛津大學及其相關數據,我們還構建了防疫反應速度由慢到快的時間指數,簡單的二元圖示也發現,如果不計其他因素,政府采取防控措施的速度越快,最后感染的密度就越低。因此,從趨勢關系看,疫情防控措施的嚴格程度和反應速度都直接影響到疫情防控最終的效果。

  與此同時,兩個不同視角的散點圖分布也清楚表明,各國散點圖坐標并非完全擬合在一條直線。也就是說,在采取同樣抗疫嚴格程度和反應時間的國家中,各國感染率仍然具有高度的異質性,這意味著非人為干預的自然因素確實影響了各國的實際感染程度。因此,敬畏自然,應是人類必須的科學態度。

  新冠疫情的長期挑戰:全局有效的資源配置

  新冠疫情帶給人類的啟示,兩大方面值得關注:

  第一,人類史無前例地在不到一年內研發出了新冠疫苗,說明人類的創新研發潛力不可低估。同時,除了疫苗接種外,不少非藥物的防疫措施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并應該繼續保持,如常戴口罩、社交距離、洗手消毒等好的衛生習慣。其實,良好的衛生習慣不僅有利于長期的新冠防疫,也有助于降低其他公共傳染性疾病的風險,包括季節性流感等。

  第二,根據目前的情況看,新冠病毒跟人類長期共存是大概率事件。因此,從長計議醫療衛生資源的合理配置非常必要。道理很簡單,長期而言,人類除了應對新冠、流感等大型傳染性疾病以外,還要繼續面對非傳染性的若干重大慢性疾病,包括心腦血管疾病、腫瘤、糖尿病、慢阻肺(COPD)等。事實上,非傳染性慢病對人類健康和生命的威脅更為頻繁,代價更大。截至6月29日,全球新冠病毒累計死亡病例為400萬。從2020年初以來,大約平均每天死亡人數高達7299人。與此同時,全球流行病學數據顯示,心血管疾病每天致死4.8萬人以上,腫瘤為2.6萬人,慢阻肺為1.07萬人。

  新冠疫情危機與傳統經濟危機的異同

  新冠疫情對全球經濟的影響與傳統經濟危機有諸多不同,理解其傳導機制至關重要。

  新冠疫情對全球GDP的影響。疫情發生后,各個國家2020年GDP的同比增長速度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大幅下滑,其中英國甚至超過了10%,其余發達國家最少也下跌了5%左右。中國經濟表現一枝獨秀,實現了2.3%的增長,是全球2020年唯一保持正增長的大經濟體。2021年,基本上所有經濟體都會實現不同程度的正增長,在去年大幅下行的基礎上,各國經濟反彈是大概率事情,這是新冠疫情對經濟影響的特點之一。

  經濟危機的致因和復蘇周期。無論是上世紀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還是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或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其根本原因都是因為經濟體的市場供需結構出了嚴重的內生性失衡問題。大多經濟危機都幾乎始于總需求不足,表現在始于某些行業的市場疲軟,并逐漸蔓延到其他行業,最終危及到全行業。相應的,危機后的經濟復蘇也有一個相對緩慢的過程,其低谷往往跨度數年,呈現出所謂的“U”型復蘇周期。

  新冠疫情對經濟的影響則不同,因為其病毒的襲擊是外生性沖擊,突如其來,對社會和經濟的影響不僅快速,而且是全方位的立體影響。同時,如果疫情得以控制,經濟恢復的速度也自然更快。中國就是很好的例子,雖然武漢首當其沖,因為政府主導的統一、快速、強大的抗疫措施,疫情在第一季度末基本得到管控,經濟活動從二季度開始逐步恢復。相對而言,雖然各國經濟復蘇的情況差異很大,但以年為單位,大多經濟體也都呈現出2019-2021的“V”型經濟復蘇趨勢。中國經濟表現更佳,幾乎實現了2020年中開始的季度性“V”型復蘇。|

  疫情對經濟供給側的影響。傳統的經濟危機往往源于對產品和服務的總需求減少,但供給側通常會盡力開工、維持生產,直到不得不減產、停業為止。新冠疫情發生后,因為全社會抗疫的要求,不僅是市場的需求端突然巨降,供給側的經濟活動也幾乎同步阻斷,這是傳統經濟危機中不曾出現的情況。事實上,從美國的數據分析可知,疫情導致供給側的衰退比需求側更為嚴重,而且幾乎所有行業都未能幸免。

  疫情對醫療行業的影響。2003-2013年,美國全行業就業指數幾乎呈“順周期”變化,在2008年金融危機發生前不斷上升,2008年之后就劇烈下降,直到金融危機后才又逐漸恢復。但在同一時期,美國醫療衛生行業的就業指數卻完全沒受金融危機影響,保持了一條直線上升的趨勢。危機導致其它行業停產、停工,但醫療衛生行業照常運轉,人們在沒有工作的時候可能還有更多時間去看病。新冠疫情可不同,醫療衛生行業卻沒有幸運地像金融危機期間那樣躲過“劫難”。數據顯示,美國居民用于醫療衛生項目的開支在2020年3-6月同樣遭受重創。

  市場需求結構性差異大。美國哈佛大學的經濟學家Chetty教授把市場需求分成了三個組成部分進行對比分析。在2008年金融危機中,耐用消費品需求受的沖擊最大,下跌幅度更達58.6%。相對而言,新冠疫情對耐用消費品的需求影響只有19.5%。類似的,2008年的非耐用消費品需求下跌了44.3%,而新冠疫情期間只下降了13.3%。然而,新冠疫情對服務類需求的影響則極其嚴重。服務類需求在2008年金融危機中基本上沒受影響,而在新冠疫情中下跌高達67.2%。究其原因,服務業大多離不開人與人之間的密切接觸,這與疫情防控的社交距離要求直接沖突,從而導致市場需求減少的“重災區”主要在服務業。

  疫情沖擊國內消費需求

  市場總需求包括投資、消費和出口三部分。2015-2020年,消費在總需求里所占份額超過一半,其次是投資性需求。2020年一、二季度,總需求下降很多,其中下跌幅度最大的也是消費部分(包括居民消費和政府消費),同時投資、出口性需求也都有所下降。

  2020年二季度中國經濟實現V字形反彈,但總需求的回升主要始于短期快速的投資增加,消費需求并沒有很快回升,直到第三季度后才轉負為正。2020年夏,國家提出“雙循環”增長模式,旨在繼續促進對外出口的同時,加大促進國內市場循環的力度,從而更好應對越來越復雜的國際市場變化。

  加強國內市場的循環,自然離不開總需求的提升及其結構優化。就投資比重而言,目前在總需求中的占比已高達40%以上,而全球平均水平一般在25%上下。長期而言,這意味著投資回報將會面臨過低的問題。“增量資本產出率”常用于衡量投資回報水平,即生產單位GDP的投資增量成本。根據世界銀行的研究數據,全球平均的增量資本產出率在3元左右,中國在2010年之前也基本保持在這個水平上下,但之后一路上升,近期已達6元以上。因此,繼續依靠投資拉動經濟,盡管當期GDP增長的效果顯著,但長期的增長代價會越來越高。

  再看消費數據,2019-2020年G7(七國集團)國家的最終消費占總需求的比重,其中最低的德國超過了50%,美國更是接近70%。中國當下不到40%。國家比較分析顯示,中國目前的消費需求明顯過低、投資過高。因此,擴大消費內需應該是促進中國經濟增長的大方向,不僅有利于優化需求結構,降低增長的投資代價,同時也有助于提升居民的獲得感和社會整體福利。

  醫療行業在GDP中占比持續上升

  有關居民消費需求的增長,可以從兩大方面進行分析。第一是決定消費能力的居民收入源泉;第二是居民消費結構變化趨勢。

  如何提升居民消費能力?一方面是增加創收機會,這主要取決于經濟增長;一方面是改善現行收入分配結構。就收入分配而言,改善潛力其實很大。根據發達的OECD經濟體(經濟合作發展組織)統計數據,每100元人均GDP中有67元是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美國高達81元。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20年中國人均GDP為72447元人民幣,當年居民可支配收入為32189元,占比44%。換言之,我們當前的每100元人均GDP中,居民可支配收入為44元錢。這意味著,相對于OECD國家的平均分配水平,即便短期內的經濟增長減緩,我們也還可以通過國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20個百分點以上。

  再看居民消費結構。我們從兩組微觀數據觀察到相同的情況,即隨著居民收入的增加,人們在醫療保健項目上的支出越來越多。一組是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15-2019年全國居民消費數據,其中包括食品煙酒、居住、交通/通訊、教育文化、醫療保健、穿衣、生活用品及其他8項開支。基于這8項數據的分析,盡管每一項開支都隨居民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從相對比例來看,只有居住開支和醫療保健在持續上升,教育文化開支和穿衣開支呈下降趨勢,其他4項開支基本保持不變。

  需要指出的是,居住開支既有消費屬性,也有投資屬性。第一套房子一般是自住,但第二、三套等應該更多用以投資。因此,除開住房開支,純消費項里只有醫療保健開支比重在不斷上升。

  如果說以上數據時長較短的活,另一組數據跨度近30年,結論也很一致。根據北大經濟學院2021年的一篇博士論文,中國居民的家庭消費結構于1988-2018年期間的消費結構變化顯示,在7大類的消費中,醫療保健的比重是唯一在30年里保持持續上升的項目。

  宏觀數據分析也得出與上述微觀數據一致的結論。1970年G7國家醫療衛生行業產值占GDP的比重為5%左右,在隨后的45年里,所有G7國家的這一比重都持續上升,這意味著G7國家醫療衛生行業產值的增長速度高過同期GDP的增長速度,其中美國醫療保健的GDP占比高達18%左右。

  中國的增長趨勢也差不多。1978年,醫療衛生總費用占GDP的比重不到3%。盡管我們起點很低,但此比重在之后的40年一直保持不斷上升趨勢,2020年已經達到7.12%,同樣意味著醫療衛生開支高于同期的GDP增長速度。在經濟學里,消費比重隨收入增長而遞增的物品稱為“奢侈品”。因此,基于醫療服務的奢侈品屬性,有理由推測,醫療衛生服務業將在未來宏觀經濟占比中持續走高。根據美國斯坦福大學的經濟學家Robert Hall和Charles Johns的計量模型預測,到2050年,美國醫療衛生占GDP的比重至少會上升到30%左右。應用同樣計算方法,北大國發院2021年的一篇研究生論文顯示,到2050年,中國醫療衛生產業占GDP的比重將上升到20%左右。

  醫療產業創新與勞動生產率

  隨著醫療衛生在宏觀經濟中的比重越來越大,該行業勞動密集型的特征及其勞動生產率是否影響未來的經濟增速呢?

  宏觀經濟的增長源泉,根本上取決于技術創新,新技術的特征之一表現在越來越高的生產自動化、數字化,不斷實現對傳統人工作業的替代。然而,醫療衛生服務業似乎缺乏如此的比較優勢。盡管上游的醫療衛生技術的研發、生產可以不斷自動化、規模化,比如藥品、器械,甚至部分機器人的應用,但下游服務患者的臨床端,仍然需要大量醫護人員提供個性化的咨詢、診斷、治療、康復、關懷等人工服務。

  就目前人類醫學的認知,醫療臨床必須的人工服務還難以實現高度的流水線作業替代。因此,隨著醫療衛生服務在宏觀經濟的比重持續增加,勞動生產率以及經濟增長是否受到影響成為人們思考的主題。從美國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全要素生產率情況來看,醫療服務業的全要素生產率也確實顯著低于全行業的平均生產率。而一旦全要素生產率下降,整體經濟增長的速度也會相應下降。當然,這只是一個方面。

  另一方面,也可能出現正面的積極變化。新冠疫情發生后,很多與醫療衛生技術相關的研發創新要比其他行業或者過去的速度都更快。比如疫苗研發,基于過去長期的經驗,沒人能夠想象人類可以在幾個月之內成功研發出來。然而,看上去的不可能居然成為了可能,新冠疫苗在2020年成功問世。事實上,除了疫苗研發,還有如遠程醫療、數字技術、人工智能等在醫療服務行業的研發應用,也因新冠疫情的危機成為積極的助推力量,使其呈現加速發展的步伐。如果正向力量足夠強大,有可能顯著降低甚至抵消醫療服務業受勞動密集型約束的負向影響,從而提高相關行業的全要素生產率。

  簡言之,醫療行業在宏觀經濟的比重增加,并非一定降低長期的經濟增長速度。經歷此次新冠疫情的洗禮,危機也激發了人類空前的創新力量,由此催生的積極因素,也可能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從而促進經濟增長。

  對于中國經濟增長,其源泉也無非三大方面:一是物質資本投資,二是勞動與人力資本提升,三是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根據大多實證研究,2009以來,增長的主要動力是物質資本的積累,而非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從生產率水平看,世界銀行報告指出,無論哪個行業,包括信息和計算機行業,中國目前的勞動生產率也只在發達國家的40%,而全要素生產率更是不及發達國家的30%。因此,從增長潛力看,只要加強技術創新和降低資源錯配,全要素生產率的上升空間仍然很大,這是中國未來經濟增長的重要源泉。

  促進醫療資源優化配置

  綜上所述,醫療衛生注定成為各國宏觀經濟的“朝陽產業”,中國也不例外。因此,醫療衛生領域占據越來越多的資源也是不爭的事實。那么,如何優化醫療衛生的資源配置,將是宏觀與微觀衛生決策的重大議題。

  作為國家醫改和“健康中國”的發展目標,中國在2019年實現了農村居民和城鎮居民的兩大醫療保險并軌,建立起了全民醫療保險制度,從國家制度上根本消除了城鄉醫保的二元結構,這是中國公共政策史上一座了不起的豐碑。

  實現了城鄉居民醫療保障并軌,全民醫保為農村居民提供了城鎮居民同等的醫療保障,同時也面臨了更大的支付重任。如何進一步完善醫保支付手段,提高醫保支付的效率和公平性,成為國家醫保制度改革的中心議題。

  有效配置醫保資源,離不開合理支付醫療服務,其中包括DRG支付方式。DRG基于疾病診斷相關分組為基礎,為醫療服務機構支付事前設定的住院固定費用,改變了過去根據醫院提供的單項服務進行支付的方式,約束醫院向患者提供不必要的醫療服務。目前,全國有30個城市正在先行試點推進DRG改革,未來幾年會覆蓋到全國。伴隨DRG試點改革,一些新的現象也值得關注。部分地區的觀察發現,一些實施DRG的醫院,雖然減少了患者的住院費用,但卻增加了患者的門診費用。

  有效公平的支付醫療服務,離不開對支付項目進行衛生經濟學評價,通過成本效益的經濟性原則,遴選出性價比高的醫藥產品和衛生服務進入國家醫保支付目錄。近幾年來,國家醫保局高度重視醫藥衛生技術的經濟學評估,每年都邀請數十位全國藥物經濟學專家直接參與國家基本醫療保險目錄的調整,我本人去年也參加了這項工作。

  總而言之,伴隨各國經濟的持續增長,人們收入水平不斷提高,全民醫保制度進一步完善,人均期望壽命持續上升,人類社會必將越來越加大在醫學技術、公共衛生和健康促進等生命科學領域的投資,因此衛生技術評估的要求和應用將不斷提升,成為國家優化資源配置的重要科學手段。(來源:北大國發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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